一份久远的歉疚

宛若我不知道我的出生年月一样,也说不清我是何年何月开始读书。家在中原的一个偏穷村落,父母计时,一般都依着农历序法,偶然说到公元年月,村人们都要愣怔半晌。在中国乡村,时间如同从日历上撕下的废纸。之所以有着时间,是因着某些事件。事件是年代的标记,如同老人脸上的皱纹标志着的岁月。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由初中晋升高中时,对阅读小说因着过分迷恋,而对人生,也因此变得有些迷惘。想横竖反正,我的命运就是同父母一样种地,不得不作于日出,息于日落;因此,并不相信你考取高中就可以不再耕田种地,可以让你变为不是农民的城里人了。也就无为而治,随遇而安,陪着同学们如同打哄看戏一样,参加了那年的升学考试。其时的结果,录取中的政策是规定凡有城镇户口的同学,必须百分之百地予以录取;而对农村户口的学生,既要看考试分数,还要看大队和学校的共同推荐。就分数而言,二姐的分数远高于我;就推荐而言,我姐弟二人,就只能有一人可读高中。

话是午饭时候父亲从门外带进家的。那是夏天,知了的叫声,在树枝上果实累累,叫得烦躁不安。父亲坐在我家的院里,说了我和二姐只有一人可以读书上学的景况之后,他看着我和二姐,有些为难、又有些犹豫地说道,家里的境况,你们也都明白,人多嘴多,谁都必须吃饭,又要给你们大姐看病(我大姐那时常年有病),这样,也是确实需要你们有一个留在家里种地,挣些工分。父亲说完,我和二姐在那个时候都端着饭碗,僵在父亲面前,谁都没有说话。有一瞬间,时间生硬,再也不会如水样细软地流动。就像时间成了石块,无形地砌在了我与二姐和父亲之间。就这样过了许久许久,母亲从灶房端着饭碗出来,说都吃饭吧,吃完了饭,再说这事。

就都各自吃饭去了。

忘记了二姐是端碗进了屋里,还是端碗去了别处。而我,端着用红薯叶子煮了红薯面条的一碗粗粮汤饭,到了门外的一棵树下。树下空无他人。我就在那乡村的空无里,却是无论如何也无心食咽那碗汤水饭食。也就在这个时候,在所谓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在我正为上学还是不上的迷惘里,下乡到我们村里的一个知青,男,穿着蓝色制服,三七分头,高个,他款款地从村街上走过,还和熟人点头说话。说话的顺序,是村人恭敬地先和他说。而他自己,只是懒懒洋洋地点头哼哈着答话别人。

他答着去了。

可我,在他走后很长的时间里,都还看着他的背影,就像看着一条通往远处的道路。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猛烈地,想要继续读书。想要去念我的高中。想要从二姐手里,夺走属于她的那半个去念高中的希望。也就匆匆地吃饭。匆匆地回到家里,看见二姐也正端着空碗,从哪儿出来到厨房盛饭。

我们在院里对望了一眼,谁也没有说话,就和彼此谁都不太认识对方一样。

下午,下地劳动,不知为何二姐没去。

晚饭,二姐也没有在家吃饭。

饭后,二姐也没有很快回家。

我问母亲,二姐呢?母亲说,找她同学去了。也就这样,把一段命运暂时搁着,就像把一个疮疤暂时用膏药糊了一般,也就睡了。月落星稀,窗外有清明夜色,有蛐蛐的叫声,还有半透明的潮润的夜气。睡到半夜时候,也许我刚要睡着,也许我已经睡着,刚好醒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家大门响了。二姐的脚步,轻柔地落在院里。接下,那脚步的声响,到了我睡的门口,犹犹豫豫,滞重下来,仿佛是犹豫之后,二姐推开了我睡的屋门,进来站到了我的床前。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二姐说:“你没睡?”

我以“嗯”作了回答。

二姐说:“连科,念高中,姐不去了,还是你去念吧。”

说完这话,二姐似乎借着窗光的月色,看了看我。我不知道那时的二姐,看见了我什么表情。而我,却隐约看见,二姐的脸上仿佛挂着凄淡的笑容。笑着转身走时,还又对我说道:“你好好读书;姐是女的,就留在家里种地。”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高中的开学。在开学的前一天里,二姐给我买了一支钢笔,送给我时,她眼里含着泪水,却是依然地笑着说道:“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

现在,三十年之后,我给我的孩子和侄男甥女们说起这些,他们都有些愕然。有些不敢相信。不是不敢相信二姐因是女的,方才让我这个男孩读书,而是不敢相信,有个漫长的时代,作为父母,普遍无力去供他们的孩子吃饱肚子,并读完初中、高中。这是一个时代给所有做父母和子女的人们,留下的一份社会自己早已忘记了的歉疚。

我想,我应该把这份歉疚记述下来,不说留给别人,也该留给我的孩子和我的那些侄男甥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