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青年艺术家租了一个空间，每个月付租金4万元。过去3年，他的经营日益困难，团队也解散了。他最新的志向是，自己挣钱维持这个空间的运营。
这个空间可以用来办画展，最近在举办一些辩论活动。每周六，这里都要举办名为“明亮的对话”的辩论活动，话题多种多样，参加辩论活动的是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辩论和交流的过程，比辩论的结果更重要。
空间的“老板”经常要去外地打工，所以空间不提供任何服务。有一些饮料和啤酒放在那里供大家饮用，只要扫二维码支付费用即可。前几天，突然有人制定了一份空间的“公约”，主要内容是要求大家保持和爱护公共卫生，最后走的几位“同学”负责将桌椅归位，并打扫好卫生。
在成都，也有一些这样的“非营利模式”空间。一位朋友在市中心租下一间房子，用来播放纪录片和举办各种讨论会，也没有经营人员，靠一份“公约”维持运转，目前一切顺利。
一位经常参加活动的女性朋友，在活动结束后非常卖力地打扫卫生。她家境优渥，自己家里的家务都聘请保姆来做。据说她妈妈知道她在外面如此勤劳时，非常惊讶：“你真的还要干活吗？”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人投身于公共服务的热情和可能性，为公共生活付出，似乎本身就有一种魅力。这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精神活动。
这里的核心“会员”有30人。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举办活动，也可以带朋友来玩。空间的“公约”相当详细，除了最后走的人负责打扫卫生，还有“不准在室内吸烟”这样的硬性规定。
一天晚上，空间的负责人唐老师和几位老朋友来这里聚会，有人想吸烟，就从室外拿了烟灰缸进来，在茶室里吸烟。尽管离开的时候进行了打扫，吸烟的痕迹依然在第二天被一位来看书的年轻人发现了。他在群里提出了严厉批评：“吸烟请去室外，室内不允许。”
唐老师有点尴尬，在群里解释：“昨晚实在太冷，就允许朋友在室内吸烟了。”唐老师承担空间的房租，也是空间真正的“主人”。“会员”的活动和日常协商，创造了一种高于个体的约束力，让他这个“老板”不得不服从。
这个约束力就是“公共”。“公共生活”也是一种需要学习才能具备的能力。每个人都有潜力，因为当一个人“为他人”时，大家就能更好地生存下去。但是，真正的“公共生活”要复杂得多，它需要奉献热情，需要克服自我的局限，也需要真正的“创造”。文化活动，最终会创造出一种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