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许多时刻，我常常感到，自己在如何看待家人的问题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改变。
我记得小时候住在森林环绕的峡谷村庄里时，天黑以后不允许剪指甲。因为听祖母和母亲告诉我，按照这个村里流传下来的习俗，晚上剪指甲，将来会与家人离散，孤零零地死去。后来我从高中毕业到刚上大学这段时间，在外面自己租房子住了，虽说我对于家人并没有特别疏远，却时常有意地在夜里剪指甲。这也许是想表明自己要自食其力地生活这一幼稚的决心吧！
时光荏苒，我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记得四十岁时去墨西哥大学讲学的时候，常常会剪着剪着指甲，突然意识到不对劲似的停下手，抬头望着黑乎乎一片的窗外发呆。那是因为妻子打来国际长途电话，告知长子的癫痫病发作了，可是我必须工作到任期结束才能回国，所以那段时期心情格外焦躁。
这十年来，即便有时看见儿女们在晚上剪指甲，我也不打算把四国山村古老的习俗讲给他们听。我想这是因为在我的内心，对子女（长子大江光除外）离开家独立生活，抱着某种宽容的心态。
我的两个发育正常的孩子一天天长大，他们很自然地开始支配自己的自由时间。也就是说，他们正逐渐从我和妻子身边独立出去。看着这一变化过程，有时我眼前会出现一种充满真实感的影像，仿佛在我和儿子、妻子和女儿、女儿和儿子之间有一条宽松的纽带，把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尤其是次子已经长大成人，即将成为一名循规蹈矩的公司职员，假如连接我宽松的纽带和他之间的纽带绷得太紧，他肯定无法忍受，我也会疲惫不堪。
因此，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总是松弛地垂着，然而，必要的时候，一方就会轻轻一拽，让对方靠近自己，或者自己顺着纽带走近对方。即使不依靠这条纽带的引导，也能用眼睛确认对方所在的位置。这样的连接方式就更不会产生束缚感了。而且在生活中，若是在面临犹如立于万丈悬崖般的危急关头，一方将要滑落下去，另一方就可以从容地站稳自己的脚跟，以便用力拽住对方。
我现在把这个用宽松的纽带维系起来的家庭想象得非常美好。只是长子大江光有残疾，今后也不能独立生活，我们夫妻只能和他共同生活下去。其实我们觉得这倒是件幸运的事，尽管知道这种感情出于自己的私心。可以说连接着我和光以及妻子之间的纽带虽然不总是紧绷着，但也没有松弛到垂在地上。
至少从我的角度我一直喜欢这么想。不过，我现在重新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仔细审视一下我与光之间的关系。
一次，次子为了硕士论文实验总结报告的中期发表去了秩父，要在那儿住一个晚上。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个不爱抱怨的孩子，有气也总是憋在心里，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满。过去，我们一直都是让他送光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所以这天早晨，我只得放下一早就开始的工作，送光去福利院。
下了电车，走在新建的高层公寓旁的人行道上时，光的癫痫病突然发作了，根据我们平时积累的经验判断，属于中度发病。我把他扶到人行道边的长椅上躺下。等着他恢复平静的工夫，我抬头去看身边的枫树和比它更高的榉树上开始变黄的树叶。
光中度发病时比较麻烦的是，恢复平静后会大小便失禁。这回也是如此。发作过去后，我们继续朝着福利院走的时候，光就发生了这种情况。本想打出租车回家，可是光满身臭味，很不方便，所以只好继续朝着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方向往前走。
光大概也是这么想的，照样走着。见他还走不稳当，我想要搀扶他，被他拒绝了。但我还想搂住他的肩膀，光轻微地、却很坚决地扭了一下后背，摆脱了我的臂膀。就这样，一直到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我也没能扶他一下。
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早晨，夸张一点说，就好像战场。尤其老师们，个个精神头十足，紧张地忙碌着。我跟一位熟悉的男教师说明了光的情况，请他拿来更换的内裤，然后，我带着光去厕所。其实即便我没有发现光大小便失禁，那位男教师也会像我这么处理的，因为这种事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可见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的老师们是多么辛苦。
对于光来说，也受了番折腾。我一着急，就把他领进了蹲式厕所。他从小没有上过这种厕所，不会蹲，姿势很别扭地排便。我在一旁清理他的脏内裤时，想起了女儿还是高中生时告诉我的一件事。有一次，光也是这个姿势蹲在车站的厕所里解手，一地的污水，女儿从光身后使劲扶住他的身体。进来解手的男人们从敞着的门里看到这个了不起的小姑娘，无不露出敬佩的神情。顺便说说女儿的性格，她平时性情很温和，可一旦决定做某件事，就会变得坚定而又勇敢。
好像是在一次关于残疾儿童的研讨会上，或者是在我发表完有关与儿子共同生活的演讲之后与参加者举行的交流会上，一位在国立大学教授残疾人教育理论的年轻学者批评我说：“你这样过分呵护儿子，会妨碍他的自立，尤其是你还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和妻子死后，儿子将如何生存下去，这是在教育残疾儿童上的大忌，这样的父母对于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是非常有害的。即使你们夫妻不在了，你们的儿子照样会好好生存下去的。你的小说里还有这样的情节，女儿表示自己要带着残疾哥哥出嫁。这不就等于女儿决心一辈子不结婚吗？你们夫妇的这种态度，连女儿都跟着遭受不幸啊！”
看样子，这位年轻的学者无法容忍我过分注重家庭的态度。他还批评我说：“你把家庭与社会对立起来，把每一个个体都包裹在家庭里，使他们从属于双亲，所以，你这可是双重的反动。”他的批评完全是当年“全共斗”式的语气。
当我以康复的家庭的形式进行思考的时候，较为注重的是如何借此来支撑自己，对于这一点，我也进行过反省。如果有人反问我：“你说家庭相当于自己的根据地，那么没有家庭的人该怎么办呢？”我也觉得自己目前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还收到过一个立志当作家的人的来信，他说：“文学不正是起始于对家庭的否定吗？你应该好好想想太宰治的名言：‘父母应该比子女更重要！”我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离不开孩子的。
我每天都和光在同一个房间里干着各自的事情，听着同样的音乐；在兴冲冲地去残疾人职业培训福利院接他回来时，为了弥补这一段分开的时间，一路上还不停地和他聊天。这样日复一日，我竟不知不觉地暗自认定了光需要我，没有我他就无法正常地生活，当然这话我很难说出口。我现在才发觉，光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一直在忍耐着、包容着这样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