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儿子出生在北大荒。单名一个“放”字。时过二十多年,已经记不清当初为什么为他选择了这个字,那是70年代一段十分沮丧和消沉的时期,也许活得过于压抑,就崇仰着“放生”或是鲜花“怒放”的那个“放”。

当然没有预料到,几年以后,当儿子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真的开始“思想解放”了,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生长在80年代的放放,却依旧笼罩在岁月的阴影之中。还在他一岁的时候,我和他的父亲便离异了,他的户口办回杭州以后,就一直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我每年只能在回杭州探亲的日子里,带些衣物和玩具食品,去看望他与他玩耍。每一次见到他,总觉得他开口叫妈妈,实在叫得很勉强,例行公事似的,淡漠得可有可无。我知道自己缺乏“妈味儿”。儿子准是在心里把我当成他的老师了。

儿子从小就不爱笑,也不爱说话,更不爱与人交往。他的童年过得不快乐,一副抑抑郁郁的样子,心事重重,形孤影单。一天无所事事,学习成绩总是中等偏下,外婆外公磨破嘴唇也无法培养起他的学习兴趣与好奇心。而我远在北国,身为母亲却无法给予他更多的补偿——经常写一些不着边际的信给他。而儿子写给我的回信,每一封都大同小异,检讨加保证,惜墨如金却是空洞无物。为了让他了解外面的世界,暑假带他去哈尔滨、北戴河、北京长城颐和园,他睁大了眼睛东游西逛,仍是无动于衷。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从来不提问呢?难道你什么都知道了么?儿子皱一皱眉头回答:愚蠢的人才提问。此话令我瞠目结舌。我开始觉得儿子的心像是一粒封闭的蚕茧,不愿意轻易向人敞开。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只同自己交谈的生活环境,一根孤独的单丝,在他心上缠绕起一间无窗的暗室。我担心他会患一种孤独心理症或是情感缺乏症。他的名字看来恰恰与我的期待相反。可是,究竟是知识还是情感,能咬破他密不透风的茧囊呢?

到了高中时期,儿子像许多年轻人一样,迷上了港台流行歌曲。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们知道他竟然会唱好多好听的歌,有几首模仿得同磁带上的歌星不差上下。这一发现使我欣喜若狂,我想一个人只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会产生学习的动力,于是自己虽然不十分欣赏流行歌曲,也对他大加鼓励,又是买录音磁带又是找老师,为了帮他买到他酷爱的台湾歌星高凌风的磁带,拜托香港的朋友跑遍了香港街头的一家家商店。我说你若是喜欢唱歌,你就好好唱,真正的歌手从不模仿别人的歌,你应该从学习简谱开始,然后学五线谱,然后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只唱自己的歌。听到这里,儿子的眼神茫然无措,继而便暗无天日也。为了学习简谱,我和他之间发生过多次争执,他学得漫不经心一无长进,气得我曾狠狠把歌本甩在地上,而他却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很富哲理的话:我唱歌本是为了高兴,你让我学得这么苦,那我唱歌还有什么意思呢?噎得我哑口无言。自然,我所想象的从乐理入门的计划,后来很快彻底告吹,他依然我行我素、不厌其烦地听着录音磁带,然后跟着卡拉OK轻松地唱出:“我不是一个坏小孩……”

从儿子十七八岁到二十一二岁这段时间,我们母子间相处得十分艰难,儿子莫名其妙的反抗时有发生。他同许多年轻人一样,进入了被心理学家称为“青少年叛逆期”的阶段。他有了强烈的自立意识,希望摆脱家长的约束,自己去面对生活,但他又缺乏足够的自信和经验,缺少能力和基础知识,因此,挫折和压力使他烦躁,生性的善良和胆怯又令他迷惘。他试图把责任归咎于我,以便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终于有一天,在我失去了耐心,激烈批评他不够努力之后,他吐出了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那句话:如果……如果不是因为父母在我那么小的时候就分手,我不会是这样……

我没有想到时隔那么多年,他心里依然留着那么难以弥合的伤痕。尽管他早已对母亲的重新选择表示过充分的理解,尽管他喜欢他的继父并与继父的关系一向很好,相处得甚至比与我更为融洽——以往他心底其实十分疏远着他的生父,但他的潜意识中却坚持认为父母离异是自己不快乐的根源,他无法解释和消除这种怨恨。

这句话很深地刺伤了我。我觉得委屈和失望。为了全力关心他爱护他,我们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他的继父甚至在没有亲生子女的情况下,作出了一个男人最大的牺牲,放弃了再要一个孩子的愿望。我们还能再为他做些什么呢?

但他毕竟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当他启开这扇锈锁多年、沉重的心门之缝时,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作为母亲我没有权利责怪他。一个20年攒下的心结,也许需要一生的时间去化解。即使水流被腐叶阻塞,淤泥最终还得靠水流自己去疏通。

以后日子里断断续续的谈话,使我们双方都变得心平气和。我们都在尽力学会互相原谅和尊重。解释已是多余,误会可以隐忍,但我惟一希望他能懂得:一个生命是父母之树的果实,然而果实落地抽芽发叶,却已是另一棵完全不同的树。当它有了自己的根时,它必得靠自己的力气生长壮大,它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天空。

我想儿子是需要改换一下环境了。我得把他“放”出去,放单飞,让外面开放世界上流动的风,驱散他心上的阴云,鼓动起他的心帆。

恰好不久后就有了一个去日本学习语言的机会,两年后若是日语通过考试,可以再升入日本的大学。儿子得知这个消息,兴奋得毫不犹豫。他跃跃欲试地开始学习日语,然后勇敢地登上飞机东渡扶桑,开始了他求学的生涯。那年他22岁,正是我们老三届人上山下乡战天斗地的年龄。命运向他“发放”了一张只许向前不许后退的通行证,那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两年中来自日本的平安家书,报告着上学打工千篇一律的日子,仍是他幼时写信例行公事一般的习性,只是字行间多了一些你并不太关心的日中关系之类,而你作为父母极想知道的诸如饮食身体功课包括地震,却只字不提。听人说他捡拾了一台废弃的音响,无论多忙,每晚依然很潇洒很专注地欣赏着那些流行的磁带。两年中竟然安之若素地始终服务于一家快餐公司,打工挣钱交学费养活自己还略有节余。偶尔得知那日本老板似乎很与他平起平坐,常在工作结束后请他喝上一杯啤洒。后来儿子讲到这一点便眉飞色舞,他说他感到自己已是个成年人,就是在到了日本以后。

两年以后儿子突然表示不想再考大学,而要回国工作。他似乎认为自己的日语水平相当不错,无须再继续读书了。对此我当然无法苟同,我在心里牵念着儿子在异国的寂寞,确认他的归国是由于孤独而不是工作。东瀛那个地方多工作狂人,儿子再呆上几年弄不好染上点孤独症自闭症什么的可就悔之晚矣。开放的国界当然是来去自由,何况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