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养媳”陈凤

俺几岁时,就有小“媳妇”了。

她比俺大一岁,黑瘦黑瘦,单眼皮眯缝眼,两只眼睛就像一对大鱼泡,俺娘说这小媳妇是块干活的料。那时候,俺只知道娶媳妇是干活的。俺上小学时,小媳妇就待家里给娘使使嘴,做些拾草烧火看场撵鸡的杂活。俺放学回家和小伙伴玩在一起,她也没工夫玩耍。在我的眼中,她很听话,老实。

玩伴都说媳妇长媳妇短的,俺回家逮住她问:

“媳妇是干吗的?”

“傻瓜,媳妇是生孩子的。”她说。

“那你不在你家里生,跑到俺家干吗呀?”

“……”

“要坐花轿吗?”俺又问。

“当然坐。”她仰起头,把“鱼泡泡”往上翻了翻,努了努嘴,“俺见过大花轿,可好看呢!”

看来她也不比俺聪明到哪里去。至少,俺会认会写自己的名字,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她只有小名,叫凤,娘家姓陈,后来在生产队干农活记工分时,队会计给她起了个连根倒的名字叫陈凤。往后俺和她彼此都直呼大名,表明住在一家并非姐弟的关系。

其实,她家就在邻村。临解放的那一年,她父母双亡,家里只剩下两个未成年的哥哥,养不活她,便托人送到俺家来养,养大了就做俺的媳妇。哥哥们与她很少来往,那时自家都困难,何况她已是送了人家的人。俺爸去世后,陈凤似乎懂事了。她十四五岁就出工干活,一天能挣到六个工分,比成年妇女只差两个工分,但她很满足。有一年秋收分红,家里除分了口粮外,还分到了四捆火麻。

那天,她笑盈盈地对俺说:“如果你也干活,俺家就能分到十捆麻。”按当时的行情,把一捆麻沤好,剥皮,晒干,再拿到供销社卖掉,能卖到二十块钱左右。这样算下来,十捆麻就能卖二百块!对当时家境窘迫的俺家来说,简直就像发了大财一般。俺没吭声,她哪能知道俺想读中学上大学的心思。见俺不搭理她,她耷拉着眼泡,叹了口气。

不用说,她一年挣得的那四捆麻,卖的钱都落进了俺的口袋,成了我在学校的学费、伙食费,她没有留点钱为自己买一件新衣裳。

年复一年,陈凤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俺娘开始张罗给俺“圆房”,俺死活不肯,也没勇气把自己的心事向陈凤挑明。高考以后回到家里,俺起个大早到村外的土井挑水,等到灌满两只水桶,正要挑起担子时,扁担一头却被人拉住,猛一抬头,原来是陈凤。

“俺来挑,你甭闪了腰。”她羞羞涩涩地说了一句,夺过担子就走。晨曦中她的面颊像涂过胭脂一样的红,俺心里竟一阵颤抖,跟在她的后头。

两人无言地走着,她终于打破沉默,开口问我:“考得咋样?”“就那样吧。”俺有点言不由衷。

“大学考上了,你就去上吧!俺没文化,长得又不好看,俺配不上你。”我心里发虚地回道:“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只是……”

“俺心里明灯似的,俺不怪你。”俺不知说什么才好,趁她站着换肩的工夫,急忙赶上去接过担子,走到她的前头。

也许她不甘于那对泡泡眼被人耻笑,就偷偷地找邻村的土郎中治疗,竟用两根细竹棍夹住过多的眼皮,让其自行脱落,却引起眼皮坏死,落下残疾。为这她没少哭过。

其实俺俩心里都明白,那张高考通知书就像个“判决书”,无形地决定着未来,俺和陈凤都在苦苦等待。

“判决”终于下来了。俺考进了上海的政法大学,在十里八乡的名气响当当的。接下来一段日子,俺求亲告友筹集路费,从早到晚忙得焦头烂额,陈凤依然笑眯眯地帮俺收拾着,但俺晓得她的心里不会是井水一潭呢。她和俺该说的都说了,天知地知,她知俺知。

俺动身去报到的那天早晨,大雾弥漫,面对面都看不清脸。俺背着一床旧棉被,拎起纸板箱子,向门口走去。陈凤倚着门框,低声对我说:“路上多小心,快走吧。”没等俺回话,随即吱呀一声关上大门,落下门闩。

……

陈凤哪里舍得离开俺娘!打那以后,她在俺家又待了两年,直到她哥替她物色了一个大她几岁的庄稼汉子,领她回了家。听说她出嫁时,她哥给她租了一顶大花轿,哪知赶上那场“破四旧”,花轿被大队干部踩得稀巴烂。无奈,她步行了十多里去了夫家。

陈凤由俺家的“童养媳”,终于熬成了人家的大媳妇,俺这颗忐忑的心,慢慢放进了心窝。

俺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参加工作,安了家。若干年后,俺从一个跑运输的老乡那里打听到,陈凤的丈夫中年病故,给她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陈凤一手把他们拉扯长大,而她的眼疾却久治不愈,瞎了。 这,倒成了俺不了的牵挂。

俺捎钱给她她不收,她说吃不焦喝不愁的,用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