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8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七，这是一个沉闷的春节，上海市民这个传统节日过得胆战心惊。鲁家冲一大早像往常一样边啃着大饼油条，边往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上的巡捕房赶去上班。远远瞧见巡捕房对面围着一大群人，他急步向前想探个究竟。这时有人招呼他，鲁家冲回头一看是阿刘。阿刘告诉他，今晨一个女工去上早班，路过这里发现电线杆上挂着一颗人头，旁边的白布上还写了几个大字：抗日分子下场。
“他们把人头挂到巡捕房对面，这些东洋赤佬是不是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阿刘气得直咬牙，“你知道那人头是谁吗？就是那个《社会日报》记者蔡君学。”
鲁家冲一下站住了。他想到过他们会对蔡记者下手，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会用这样残忍的方法加害这个年轻人。鲁家冲狠狠将手中大饼扔在地上，“走，跟我破案去。”
“你急什么。”阿刘边说边拉着鲁家冲往巡捕房去，“总探长找你，八成是和这人头案有关。”
阿刘说得没错，法籍总探长布里斯气坏了，紧握着拳头对鲁家冲说；“他们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人头挂到了巡捕房对面。”
“这是向我们示威，挑衅。”阿刘声音提高了，布里斯点头：“对对，那个日本大佐前几天还打电话给我，说他给的三天期限早己过去，我们这边还没有把杀害陆自鸿的凶犯抓起来，他要我们后果自负。”
“于是，他们就杀无辜的难民，把记者当抗日分子砍了头挂在巡捕房对面。东洋人太嚣张了。”鲁家冲气不打一处来。布里斯也气得大叫一声：“日本人可恶。鲁，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
鲁家冲想去蔡君学家里看看。蔡君学的家在惠康里，家里只有老母亲一人。他们全家是从东北逃过来的，他的父亲原本是大学教授，因为不肯为日本人做事被杀害了。日本人还不肯放过这家人，蔡君学只得带着母亲来到上海。见到穿着巡捕服的鲁家冲，老母亲本能地反应就是儿子出事了。本来是想把蔡记者遇害告诉家属作调查的鲁家冲，面对这位两鬓斑白的老人，竟然口吃了：“没，蔡君学没事。”
“他没事，那你来是……”
“是这样，蔡记者在为我们做事，要离开上海几天。所以，他让我来家里看看。”鲁家冲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说，看见老人低下头，他又赶紧说，“放心，危险的事情我不会让他做的。”
“对他来说，没什么危险不危险。从沈阳逃到上海，一路上都是日本人在杀人，能活到今天，也算是捡到一条命了。他是亲眼看着日本人杀害了他的父亲。他当记者也是为了揭露日本人杀人的真相。他知道有危险。可他说他命早已不是他的了。他早就对我说过，哪天他让日本人杀了，让我不要伤心。可我怎么会不伤心呢……”老母亲放声大哭。
鲁家冲看到桌上放着一张报纸，上面正是蔡君学被害的新闻，上面还有照片。鲁家冲拿起报纸，对着老人一时无语。
“我知道你是为了安慰我，才不告诉君儿遇害的实情，我谢谢你。同时，我有个请求。”老人抬头，望向鲁家冲。鲁家冲点头：“您请说吧”。
“主持正义，找出杀人凶手。还我儿一个公道。”
“我一定！”鲁家冲回答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