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们一家下放生产队劳动时,结识了小伙伴张红兵。

我俩都是十四岁。他有一个半瞎的老娘,成天眯缝着眼睛,咳喽咳喽的。红兵烧煮洗涮,喂鸡撵狗,样样能干,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在大田劳动,能算个半大劳力,母子俩度日维艰。

村里的李寡妇爬了河,捞上来时,红兵从围观的人群里退出来,默默低头回家。我也怕看死人,尾随着红兵走,却见他一路走到自家的河码头直接下了河,河水都快要淹到他脖子了,我忽然惊醒,大吼一声:“不要命了,快上来!”红兵扭过头,睁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我。我不管不顾冲下河,一把薅住他拽着拖上了岸。

红兵瘫坐在歪脖子树下,双手捂脸呜呜哭成一团。见到李寡妇爬河,勾起了他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的一肚子心酸。见此情景,联想到一家人下放在生产队劳动,我心中的那份委屈浮上来,不禁也悲从中来,嚎啕大哭。

“你要是……你老娘怎么办?”

红兵哭得更凶。

哭过了,心里反而透亮了,脑子也清醒了。世态炎凉让两个少年稚嫩的心田过早起了茧。

“你教我识字吧。”一天,红兵气呼呼来找我。

“怎么想起来的呢?”

“我去找会计借粮,会计要我打条子,我说不会写字,被会计臭骂了一顿,说我年纪轻轻不识字,长大了会是个废物。”

“他怎么能这样说你呢?好,我教你。我就怕你不能坚持。”

我跑到知青点,找到在村小学代课的知青,要来了一年级课本、田字格练习簿,又把我的半截铅笔给了他,开始教“人口手,上下左中右”。

红兵越学越来劲,我却后悔一时逞能被拖累了。暑假本是我疯玩的好时候,却被红兵当成了难得的学习机会,成天黏着我。我在树荫下的凉床上睡午觉,他抓着我的脚板底挠痒痒,非要我起来教他新字不可。为了讨好我,红兵偷偷凫过庄台河,到生产队的瓜田里偷西瓜给我吃,被看瓜的逮住,差点打烂了屁股——就为了让我多教他几个字。我们全家下放在生产队,到了冬天都要上河工,任务分到户,我们家总是拖后腿,肩膀皮磨破了,疼得我直掉眼泪。红兵见了,总是默默来帮我,和我们一家成了生产队里最后收工的人。

红兵的刻苦感染了我,我慢慢静下心来教他。一截铅笔头、一个小本本,成了红兵随身携带的宝贝,不会的字词句,见了一起劳动的知青就随口问,渐渐地,知青点的哥哥姐姐们也成了他的老师。

冬天的雪落了,春天的花开了,一晃四年过去了。我上了高中,年满十八岁的红兵也迎来了人生中难得的好机遇——当兵。社员们同情孤儿寡母,也怜惜他懂事品行好,一致推荐他去。生产队会计的儿子也想去,在推荐人选的社员大会上找理由说,这次征兵不要文盲,张红兵不识字,去不了。张红兵“霍”地站起来,理直气壮道:“我识字,还会写字。”

“怎么可能?”会计不屑。

“没有什么不可能!”知青们高喊。

会计一脸坏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份报纸,指着说:“你把这篇新闻稿读给大家听吧。”心想,不出丑你都不认输。

红兵不慌不忙地从会计手里接过报纸,“新华社12月20日电……”会场上嘈杂的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听见红兵上下翻飞的嘴皮子里吐出一串串音符。

“哗——”社员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谁也没有想到,红兵能将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不打咯噔顺顺畅畅地读了下来。

填表格时,红兵问我:“我这个文化水平怎么填呢?”

“初小文化。”我心里有底,填初小文化绰绰有余。

没有进过一天校门的红兵靠顽强的钉子精神自学脱盲,实现了当兵的理想。

我搀着红兵的半瞎妈妈到车站为他送行。蹬上车门的那一瞬,红兵扭过头来,向我们挥手致意,一颗红星头上戴,两面红旗挂两边,胸前的大红花映着朝阳分外鲜艳,红兵那张热情洋溢的青春笑脸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