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和蔡廷锴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也同样是民国时代的粤军将领。前者曾任粤军第1师师长、北伐战争时的总参谋长兼第4军军长，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者北伐时任第10师师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担任第15路军军长，后担任民革副主席。
两人家庭环境迥异，却有着类似的启蒙经历。李济深出身耕读世家，祖父是秀才，父亲是廪生，他6岁前就随父亲、叔父读书，“日间所读之书，夜必令熟习背诵而后已”，十二三岁随塾师学习四书五经，16岁开始学作八股文，直到18岁时考入广州黄埔陆军中学。
蔡廷锴比李济深年少7岁，家道贫穷，他的父亲29岁时才娶到他的母亲，当时已经算是非常晚婚了。7岁时，父亲曾“很颓丧很苦楚似地”对蔡廷锴说，“人家有钱的，早就送去读书了，我家穷到如此，未能送你读书，或者过两年家中稍好的时候，送你读几年认识几个字”。直到9岁时，父亲才准备了“几支香烛、一本《三字经》、一管笔、一条小墨、一个墨砚、几张白纸”，把蔡廷锴送到了书馆。但只读了3年，刚读完四书，《诗经》学到一半，就因家境不济而再度失学，几经曲折当了兵。
有同样经历的爱国将领政协委员不在少数。张治中是国民党军上将，多年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抗战胜利后参加过多次国共谈判，1949年后担任过民革副主席、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他对自己少年时的读书生涯评价不高，“我在私塾读书时受的是旧式的教育，至于学问是怎样，怎样应用到实际的人生，怎样与国家民族有关系，可以说根本谈不到……当时的私塾学生，不过是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罢了”。
年少失学的蔡廷锴大概不会同意张治中的看法，他曾对海外华侨演讲，劝他们好好学习中文典籍，“中国现在虽是衰弱，但以往四五千年之文化历史，何等灿烂，焉能数典忘祖，自毁家珍”。而张治中对读书的兴趣也是从线装书开始的，离开家到商号做学徒时，他在做工之余对各种书籍“到手就看，手不释卷”，最喜欢的是清代学者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
出身湘军，北伐战争后期曾任第6军军长，后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李明灏总结，“我少年时，读了一些老书……继而读高小和中学时期爱看英雄侠义小说，崇拜个人英雄”。
这也是很多爱国将领委员的心路历程。蔡廷锴说，自己失学之后喜欢读《三国志》，看起来似乎是指《三国演义》，这本书对他带兵打仗和个人做派影响不小。桂系领袖之一、后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绍竑同样如此。20世纪20年代，他看到一支云南部队每名士兵都带着步枪和烟枪，还带着一盏烟灯，“在黑夜行军的时候，活像一个提灯队，行列漫长”，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少年时所看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不想，书中手持双枪的清代绿营，在现实中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