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衰落,藏在百姓的穿衣打扮中

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李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在此书信中,李华通过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谆谆教导两个外孙。书信提到:“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

李华生于唐开元三年(715),幼时为开元十年前后。他于洛阳南市,闲逛“帽行”之时,突然观察到帽行所卖之帽,貂帽多,帷帽少。看到这样的着装变化,当时守旧的人已经在感叹风俗不再淳厚。

李华的观察大致符合史书的记载。在武德、贞观年间,宫女骑马外出,全身都要被羃遮蔽。但到了唐高宗永徽年间,这种遮蔽的情形就出现变化,“皆用帷帽施裙,到颈为浅露”。正因为“到颈浅露”的帷帽逐渐取代了“全身遮蔽”的羃,所以这种着装风俗被认为“深失礼容”。

人到中年,李华曾在首都长安西市闲逛,突然发现帽行里没有帷帽卖。社会上出现了男扮女装、女扮男装的情形,所谓“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如果此时再有戴帷帽、羃的妇女,必然被视作是异类。看到这样的着装情形,李华颇有不解,进而又感叹说“颠之倒之,莫甚于此”。

李华在街头“细腻”的观察依然能被《大唐新语》的记载所印证。开元天宝之际,妇人“领巾覆头”“露髻驰骋”已十分常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三月春光明媚,游春仕女或乘车跨马,红裙相连制成帷幄,无拘无束,尽享春日。根据《虢国夫人游春图》的描摹,其中不乏女扮男装、头戴幞巾的宫女。

服装,作为显着的社会符号和标志,具备划清性别的界限的功能。而服饰在性别上所刻画出的分界线,绝不仅是两性在外观上的区别,它更意味着表象之下的价值与能力,以及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

性别间的易装行为模糊了两性外观上的区别,无异于颠覆了社会最基本的规则——礼法。李华出身赵郡李氏,这样的名门一般世代言行守礼,所以他从社会当中流行服饰看出的是“颓风败俗”。他记录自己的观察,写信给两个外孙女,是希望她们作为名门之后,应当诚遵训诫。

当时,都城长安的普通百姓能从服饰看到什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另外一个人——东城老父贾昌,他也是一位在日常生活中留意服饰变化的长安居民。贾昌曾经在街道上通过“首饰靴服之制”看到了胡风,表达他对长安少年有“胡心”的担忧。

经过安史之乱,贾昌年老行动不便,他拄杖出行,四处观望,发现穿白衫的人数不满百人。进而感叹:“难道天下之人,都去当兵了吗?”贾昌之所以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平民穿白衣,士兵着皂服。他回忆起开元年间闲逛街头的所见所闻。彼时,街头熙熙攘攘的人群多着白衣而少穿黑衣,以致有人禳除病患需要用黑布的时候,重金求购却不得,后来竟然用制作幞头的“黑罗”代替。天宝之后,兵额剧增,长安城中的士兵亦多,所以街头的着装风尚也有所改变。贾昌通过服饰的变化对中晚唐武人增多的情况有着准确的观察。

搅动大唐盛世格局的安禄山的服饰是怎样的呢?《安禄山事迹》透露出一些信息。安禄山身材肥胖,身着胡帽、胡衣、胡靴,他擅长跳胡旋舞,常常往来于长安与河北之间。《安禄山事迹》说他“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这说明安禄山乘骑于道,所着“胡服”一定会让路旁的观者看到,不过以他的权势和性格,也不在乎这些了,唐代的律制拿他又有什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