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4年，赵匡胤召南唐后主李煜到汴京朝见。李煜担心自己被扣押，就派徐铉到汴京求和。赵匡胤直截了当地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向李煜宣布主权，这天下都是我的，容不得任何人侵占，决不可能和解。赵匡胤这句话，是中国古代自秦始皇开始一直推行君主专制的形象诠释，也是赵宋天下之得与失的生动注脚。
赵匡胤就曾是他人卧榻之侧的鼾睡者。他在后周时任殿前都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率军抵抗契丹。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从寡妇孤儿的符皇后和后周恭帝柴宗训手中夺取了政权。赵匡胤效仿的，正是后周的创建者郭威。
郭威帮助刘知远建立后汉，自己坐上枢密使的高位，掌握了军权。皇二代刘承佑不甘心大权旁落，猜忌诛杀权臣。郭威率师抵御契丹途径澶州时，士兵发动兵变，把撕破的黄旗披在郭威身上。黄袍加身后，郭威返回汴梁，正式称帝，建立后周。郭威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建立的王朝，在十几年后，被赵匡胤以同样的方式取而代之。
赵匡胤同样没想到的是，三百余年后，同样是寡妇孤儿的谢太后和南宋恭帝，又在临安东北的皋亭山向元军统帅奉表投降。这两个末代皇帝，不但帝号一样，都称恭帝，而且都是七岁逊位。
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元朝大将伯颜攻占临安后，南宋曾派人前去议和，伯颜拒绝说：“汝国得天下于小儿，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赵宋天下之得与失，都发生在小孩身上，这是天道循环。这真是历史的极大讽刺。
元代诗人刘因在《书事》一诗中，把这两件惊人相似的史实联系起来描写：“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这七岁的降王，多么像当年后周的七岁降王啊！作者显然认为，元朝统治者不过是以赵匡胤之道，还治其末代子孙之身而已。
当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为防卧榻之侧的鼾睡者而处心积虑。他吸取五代十国的教训，严防军人僭越，在政治上轻武重文，设计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的权力制衡，一度出现良好稳定的政治局面。然而，神宗时期的元丰改制，使中央的权力分配发生变化，大大提高了相权，以便君主利用宠信的宰相掌握大权，士大夫与君主共治的局面被打破。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偏安。在战争推动下，宰相获得了更多权力。尤其是后期君主怠于政事，甚至沉迷享乐，军政大权就落到宰相手中。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利用天子软弱和制度空子，把控朝政，为所欲为。在北宋，士大夫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应对国家危机的缓冲带，但在南宋，这一缓冲逐渐消弭。尤其是宰相的专权和无能，使政事荒废，危机四起。直到蒙古大军深入腹地，南宋君臣才从迷梦中醒来，但大势已去。宰相是君主的代理人，宰相专权是君主专制的化身。南宋灭亡的主要根源，与其说是专权的宰相，不如说是君主自身。
在专制文化传统中，共存共赢是奢侈品，你死我活是常态。李煜向赵匡胤求和，南宋向蒙元求和，都是一厢情愿。按照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比喻，君主专制是“利维坦”，即一种邪恶的海里怪兽。以己度人，君主也会把卧榻之侧的所有鼾睡者，都当作“怪兽”，决不会容忍它的存在。
然而，“怪兽”是防不胜防的，它是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它或在庙堂，或在江湖。或是文臣武将，又或是君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