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4)

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或许在独自面对大海时,苏轼会想起汴京的闹市。去年灯市,花好月圆,一切都是极好极好的,但那些都过去了,都已经随着仁宗朝那个“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神话,一起扫入了历史的坟茔。

对一个士人来说,抱负无从施展,他热爱的国家只想放逐他,许是午夜梦回最心酸的事,但苏轼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即便在帝国最边缘,他所表现的,依然是一个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苏轼,只是这种“释然”背后,终究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晚年,苏轼的诗词更加沉郁顿挫,他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仿佛是对自己这辈子的回望: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初读之下,是阅尽千帆的老人,在执着之后的放下与坦荡,但细细品味,未尝不是对人生的自嘲。所谓“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苏轼何等志向,最后一生功业,也不过几个外派州府,眼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自己却如已灰之木、不系之舟,个中滋味,又有谁人知。

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同样隐匿了自己的无奈。那是他在儋州写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

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迎送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此诗作于元符二年(1099 年),苏轼时年六十四岁,被贬儋州,一生已是陌途。这个年纪,前唐宰相李德裕在感慨“鸟飞犹是半年程”,而苏轼呢,他借着酒劲,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一个说官话的四川眉州人,和三四个黎族小伙把酒言欢,苏轼有趣的地方,正在于此,但他嬉笑之间,却又隐约流出了对人生的感慨。

所谓“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这两句致敬《论语》的诗,其实是苏轼对自我的开导,就是说,没有必要执着于自己被贬谪千里的事实,也不必沉沦于政坛失意的绝望,即便在偏远之地,你一样可以快乐地随风起舞。这种开导,看似豁然,可我们想,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开导自己?

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这不可救药的乐天背后,实是东坡自饮的悲凉底色。

元符三年(1100 年)6 月20 日,65 岁的苏轼终于等到了朝廷的大赦。三年海南光阴,如今物是人非,苏轼北眺茫茫大海,内心百感交集,临行前,他留下了自己在海南的最后两首诗,其中一首道: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据林语堂考证:苏轼本想搭福建一只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友人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齐渡海。渡海后,他们先到雷州去探望了秦观,然后一家人再缓缓北上。

苏轼被赦免了,但他的身体也愈发虚弱。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他,让他痛苦难熬。苏轼谢绝了大部分拜访的友人,卧榻病床一个月,他没有胃口,也无力起身,自知离油尽灯枯之日不远,他嘱咐友人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林语堂:《苏东坡传》)

七月十五日,苏轼的病情继续恶化。高烧、牙根出血、饭菜难咽,实在太饿了,就喝人参、麦门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或者少许清水。他身体暴瘦,面色如枯骨,又过数日,他的呼吸都困难了,两只眼无神地望向窗外,昔日故人,仿佛一个个向他走来,又离他远去,而他面对着哭哭啼啼的亲人,仍强装着乐观的神色,气息微弱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 年8 月24 日),一代文豪苏轼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半月之前,他曾写信给维琳方丈道:“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苏轼一生坎坷,不折其节,他的政治成就虽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章惇等同期友人出色,却凭借不朽的诗文、豁达的品性,在历史的长河中造就更加深远的影响,北宋是一个才人辈出的时代,而苏轼堪称闪耀群星中最夺目的那一颗。

求仁得仁,死生无憾,对苏轼这一生的评价,他自己已经写出来了。那是在去潮州纪念韩愈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轼这一生留下的,是一位君子对世界最谦卑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