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在民间最广为流传的形象，就是一张如同被墨喷过的脸，他因而被称为“包黑子”。但事实上，真实的包拯长得一点都不黑。试想，如果一个人要长成那副“黑样”，肯定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史书上也会记上两笔。但《宋史·包拯传》中没有一个字提及包拯的肤色。
在一幅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南熏殿、距今960年的包拯画像中，可以看到，60岁时的包拯不仅不黑，长得还挺白。他的额头也没有一个传说中的“月牙”。
所以，无论“黑”还是“月牙”，都不是包拯的真实形象。那么，这两个要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加到包拯身上的呢？归根结底，还是民间的传说、文学，加上戏曲的功劳。
在民间，包拯之所以被称为“包青天”而受百姓爱戴，主要是因为他秉公执法，巧妙断案。但事实上，包拯担任开封府尹前后一共只有一年半时间而已，那些有名的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出自民间移花接木或想象，而且都和包拯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包拯的两大“护法”——展昭和公孙策，也均不见于正史。
真正见于《宋史·包拯传》的包拯断案故事只有一个，那就是“割牛舌案”：一个农民家的耕牛被人割掉了舌头，事情告到了当时担任县令的包拯那里。包拯认为，把牛舌割掉是件无利可图的事，肯定是有人想报复这家农民。于是，包拯让这个农民回家把这头牛给宰了——在宋代，私自宰杀耕牛是犯法的。结果，农民家前脚杀牛，他的邻居后脚就来报官告密，包拯就此认定，就是这个邻居结怨割的牛舌，最后果然如此，案情告破。在这个案子里，包拯还是展现了一些办案手段和智慧的。
然而，在一些笔记、方志和野史中，也断断续续记录有一些包拯断案的故事，不过在那些故事里，包拯就没那么“神”了。北宋的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专门记录了包拯的一个断案故事：包拯在担任开封府尹期间，碰到一个犯人，要处以“杖脊”，就是挨板子。这个人花重金贿赂了负责杖责犯人的一个小吏，想免挨板子。小吏教了他一招：“包大人铁面无私，肯定是要我当庭打你的。在我开打之前，你就拼命喊冤，我就拼命骂你，这样事情可能就会有转机。”结果到了公堂之上，包拯果然宣布要打板子，犯人鸣冤，小吏立刻高声斥责，且极力表现仗势欺人的样子。包拯顶着“包青天”大名，看不过去，立刻就主持公道，责备小吏口出狂言，结果小吏挨了板子，那个犯人倒是从轻判决了。
沈括是带着揶揄的口吻来写这个故事的，堂堂包大人被小吏与犯人合谋耍得团团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包拯的“人性”，而不是“神性”。
那么，如果包拯靠的不是“断案如神”，他又为何能名垂青史呢？
这就要说到包拯真正的过人之处：清廉、公正和敢于弹劾进谏。
包拯素以清廉闻名。包拯曾在端州（今肇庆）做过长官。端州以产砚台闻名，每年还会将砚台上贡。在包拯到任前，他的前任每年都以朝贡为名，加征数十倍的端砚，用来中饱私囊和送人行贿。包拯到任后，严格规定上贡多少就征收多少，不许超支一块。在包拯离任时，一块端砚也没带走。
包拯的公正，其实并不是指他的断案，而是指他整体上秉公执法、不畏强权。包拯刚在家乡庐州当长官时，他的亲朋故旧觉得可以依仗他的照顾，开始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包拯得知后，当即令人抓来他一个犯法的舅舅，当庭杖责示众，从此，亲朋故旧大大收敛。
在做开封府尹时，包拯决定疏浚惠民河。他发现惠民河河道堵塞的原因，是很多权贵官僚家的花园修建亭台楼榭，入侵了河道。包拯下令仔细测量和留下证据，然后将权贵们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和亭桥全部拆毁。在这个过程中，包拯遭遇了很大阻力，有的权贵甚至拿假地契来打官司。包拯识破了他们的伎俩，直接向朝廷汇报，要求严惩。
在做监察御史时，包拯了解到杨邠、王鼎、王绰三人被贬官，因为他们都是范仲淹提拔的人才——范仲淹因“庆历党争”被贬，殃及池鱼。包拯其实是范仲淹等新政党人的死对头“守旧派”提拔的，但当他了解到杨邠等三人业务能力很强且公正廉明时，他极力主张重用三人，结果三人都被重新提拔。
在自身行得正的前提下，包拯当然敢大胆弹劾和进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