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他们

自从熙宁四年(1071 年)退归洛阳,司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编年体史学巨着《资治通鉴》。在将近一千年以后,我们回望那个时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争暗斗、喧嚣纷扰早已沉入深不见底的岁月之海。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被遗忘、被脸谱化,作为《资治通鉴》作者的司马光却因岁月的打磨,散发出莹洁的光辉。关于司马光,关于《资治通鉴》,有一些细节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书局的“特权”

《资治通鉴》之所以能成书,除了司马光个人的努力,还得益于两点:第一,有三位出色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第二,有皇帝的支持。宋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马光为主导的专门机构——书局,这个机构的唯一任务就是编修《资治通鉴》。

英宗给了司马光两项特权和两项特殊待遇:特权之一是自主选择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员,书局所有工作人员由朝廷提供俸禄待遇,连续计算工龄;特权之二是允许借阅宫廷图书馆龙图、天章二阁和国家图书馆三馆秘阁的藏书。特殊待遇之一是“赐以御府笔墨缯帛,及御前钱以供果饵”,这就等于从皇帝的私房钱里拨款赞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内臣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书局服务,以便沟通——宦官是能够进入宫中走动的,以此来确保皇帝对《资治通鉴》编修工作的直接关怀。

书局的所有这些特权,在宋神宗即位之后都保留了下来,神宗还为《资治通鉴》钦赐书名,作了序。熙宁三年(1070 年)司马光离开中央、外放永兴军,熙宁四年离开永兴军回洛阳“靠边站”,书局却一直保留在开封。

为一个人、一部书专设机构,赋予种种特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的。

司马光还没有做出反应,范祖禹却沉不住气了。

范祖禹是谁?范镇的侄孙,司马光最亲密的助手。他嘉佑八年(1063 年)中进士,那一年的考官正是司马光和范镇。这一层师生之谊加上司马光与范镇之间的深厚友谊,让司马光格外看重这个年轻后生。而范祖禹对史学又有着特别的爱好。熙宁三年,就在司马光离京外放前夕,范祖禹入书局,追随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从那时起,范祖禹就一直守在开封的书局。本来司马光离开首都,书局群龙无首,日子就不好过。如今势利小人又造谣诬蔑,把脏水泼到了司马光和书局头上,这让范祖禹感到愤懑委屈。一怒之下,他给司马光写信,建议“废局,以书付光令自修”——解散书局,不要朝廷的经济支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书。而范祖禹本人情愿放弃官员身份,追随司马光,献身于修史这一伟大事业。

当时,范祖禹三十三岁。这样的激愤之语,的确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三十三岁不能忍的是委屈,不能放下的是面子和尊严。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知道了上天授予自己的使命。司马光已经五十五岁,早过了知命之年。为了使命,又有什么委屈不可忍,什么面子放不下?

司马光的生命和《资治通鉴》早已融为一体。他曾经因此辞任更有实权的差使。他奉命出使河北,视察黄河水患,知道“为臣岂得辞王事”,努力完成本职工作,内心深处却还想“只向金銮坐读书”。甚至神宗想要给他一个“史馆修撰”的美职,他也拒绝了,理由就是“正在编修《资治通鉴》,万一朝廷要修国史,那我就难以两处供职了”。

完成《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人生使命,而要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依靠皇帝的支持、朝廷的力量。司马光给范祖禹回信,明确告诉他:“今若付光自修,必终身不能就也。”为了《资治通鉴》,保留书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是的,要完成《资治通鉴》,就必须保留书局、依靠朝廷,而要依靠朝廷,就必须忍受诽谤所带来的屈辱。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司马光对范祖禹说:“如今我不得已保留的,又何止一个书局?我这西京留司御史台、提举嵩山崇福宫的闲职,都是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空头帽子,朝廷因为找不到我什么罪名,没打算直接把我放回老家去种地,拿出这一点微薄的俸禄来养着我,这不是不得已的残留又是什么?”

主动要求解散书局这样的气话,三十三岁的范祖禹会冲口而出,五十五岁的司马光则想都不会想。对于小人的诬蔑攻击,司马光已经习得了最聪明的对策,“不若静以待之”,不申辩,不抗争,绝不以任何方式撩拨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