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羡蜗牛犹有舍
自古以来，租房子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在中国古代，租房的名人很多。比如，白居易就是着名的租房族。早年他到长安参加吏部举行的书判拔萃科，虽登第，但拜官后因品级低、俸禄少，长时间买不起房，被迫当起了租房族。《卜居》一诗就体现了他的这种落魄：
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
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
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
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当时，他租住在常乐坊，但不久又搬了出去，估计是因为租金的问题。长安城居民分布东多西少，常乐坊就在东部繁华地段，距离兴庆宫仅有一坊之隔。此处的房租一定不菲。搬走后，他跟元稹、周谅等人在永崇坊的华阳观租房居住。
华阳观是一个道观。唐代的寺院和道观功能很多，可当旅馆，可当学校，可当安厝之所。而且寺院、道观很宽容，不会用清规戒律来约束租房者。因为宽容和租金低廉，很多无房族选择居住在寺院、道观。
到了元和二年（807 年），白居易成了翰林学士，又迎娶了杨汝士的妹妹——没买房并未影响他结婚。白居易结婚之后，依旧没有买房，但搬出了华阳观，来到新昌坊，在那里又租了一个房子。新昌坊也有问题，它位于长安城东部偏南，离上班的宫城或者大明宫比较远——一般官员在皇城或者大明宫南半部上班，而白居易供职的翰林院在大明宫右银台门内，距离更远。每天上下班，尤其是冬天，那个滋味实在不好受。
杜甫也一样。杜甫很穷的时候还不如白居易。白居易在长安起码还租得起房，杜甫则租不起长安城内的房子，不得不到长安东南郊外，在汉宣帝的杜陵附近租了一个房子，所以他自号“杜陵野老”。又因为旁边还有个少陵，是许皇后的陵墓，他又号“少陵野老”。
总之，自古以来租房族的日子大多过得不容易，但这也是很多人必经的一个人生阶段。
希望听完接下来的故事，正在租房的你能打起精神。白居易刚来长安时根本买不起房，但到了中晚年，日子就过得十分逍遥，尤其是后来在洛阳买下了履道坊的住宅。这座院落位于唐代洛阳城东南履道坊西门内西北隅，今狮子桥村东北约150米处，为白居易53岁时所购。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这座院落进行了考古发掘，历时140 天，发掘总面积达7249平方米。发掘出的主要遗迹有坊间道路、水渠、房屋居址、园林中的瓦渣小路等，出土了大批唐代遗物，还发现了白居易制作的经幢“佛顶尊胜陀罗尼”及“大悲心陀罗尼”。
白居易青年和中晚年迥然不同的生活水平与其名气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就要说到唐代文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写碑文，写墓志铭了。
唐代文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唐朝文人当官后，除了俸禄，给人写碑文、写墓志铭也是一大收入来源——撰文也好，书碑也好，如果名声大，这笔收入甚至会超越俸禄。当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有达官贵人去世，文人争相上门兜售自己，争为死者写碑铭。
当然，如果是着名文人，丧家会主动上门求写碑铭，甚至有时会求而不得。柳公权就是典型，他是着名大臣，又是书法大家，润笔收入颇丰。据《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当时请他写碑文、写墓志铭的人很多，以至京城若有人父母去世，不请柳公权书碑就会被责为“不孝”，所以柳家总是门庭若市。柳公权存碑之多在唐代着名书法家中名列前茅。
但“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既然是收钱办事，“谀墓”现象就不可避免。所谓“谀墓”，就是为死者说好话，有时甚至完全脱离实际，颇遭人诟病。这种现象其实很普遍。例如武则天的外甥贺兰敏之，其人以采花贼之名为人熟知，是典型的纨绔子弟，最后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于岭南韶关，但《大唐故贺兰都督墓志》不仅回避了死者自杀的事实，还对死者的品德进行了一番夸赞，甚至说“木秀风摧”，暗示死者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也有人坚持原则，面对巨额报酬毫不动心。例如韦贯之，他是严肃且有原则的大臣，进士科出身，后来历任中书舍人、宰相等职。《唐国史补》卷中记载：“是时裴均之子，将图不朽，积缣帛万匹，请于韦相贯之，举手曰：‘宁饿死，不苟为此也。’”韦贯之非常瞧不起裴均，此人为了仕途竟然当了宦官窦文场的养子，还曾经助纣为虐，帮助宦官绞杀“永贞革新”，故为君子所不齿。其子以重金求韦贯之为父亲撰墓志，韦贯之断然拒绝。
白居易晚年优渥的生活条件与他中年以后响亮的名声直接相关。和柳府一样，白府也是“顾客”盈门。不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白居易在这方面遭人诟病不多。他一生的莫逆之交元稹去世后，元家请白居易书写墓志铭，而且按照行情给白居易奉上了巨额润笔。白居易推脱再三，元家执意要给，白居易最后决定将这笔巨资捐赠给洛阳香山寺，以为功德，而且声明“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元稹）”。
古往今来，名气与财富往往相关，这是普遍规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有才干的人可以合法致富，贫穷的人可以通过努力致富。大家不仇富，也不鄙视贫穷，每个人都坦荡地活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