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随我十八年的姥姥

一、

五岁生日那天,姥姥要带我去买一条裙子,玫红色的。她说,我穿玫红色的衣服最好看。

这颜色太让人好奇了。有一次,我问姥姥什么是红色,她正好在切西红柿,便说西红柿是红色的。我记住了。有次听小姨说要穿红色衣服,我就嚷着说:“小姨穿着西红柿上学去啦。”气得小姨骂我是臭猫。

可玫红色到底是个什么呢?──难道姥姥真的忘了,我是个盲人呀。还在三个月大时,我就被查出先天性白内障。

我期待着新裙子,姥姥却说:“咪咪,你先去地安门商场门口等我,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我有些失落,心想姥姥怎么啦,连带我去商场的时间都没有。可我只能听话,硬着头皮自己去。

从三岁起,姥姥就试着开发我耳朵、鼻子和手的功能,教我听反射音判断前方的物体。因为看不见障碍物,我经常摔倒,练了两年,走在路上才能不被撞到。即便如此,我也还没有独自出门过马路的经验。

那天阳光很大,我走出四合院,自行车链条飞速转动的声音从我面前擦过去,几乎贴着我的脸。我额头冒汗,站在院子门口久久不敢挪步。或许是小女孩的爱美之心在作祟,对新衣服的渴望还是把我带到了马路上。

姥姥带我坐过很多次公交车,我记得去公交站点的路。许多脚步声从身旁掠过,挨近马路时,我能闻到灰尘和汽油的味道。马路上车来车往,人声嘈杂,不同方位的声音层层交错,耳不暇接。

走到站点,我努力听着,忽然而至的一声车喇叭吓了我一跳。公交车来了,刹车时车胎摩擦的声音拖到跟前,人群躁动起来,地面也有些振动。我急忙贴紧身边的人上了车,买了张五分钱的车票,还拜托售票员阿姨到站时做下提醒。我摸到一个空座位坐下,盯着视线中模糊的亮光。

到地安门要坐四站,我数着每一次停车,生怕坐过了。到站后,我摸到门口下车,重新被裹挟在车水马龙的声音里。我还要过一条宽阔的马路才能到商场,其实就是双车道的普通街道,但那一刻是那么漫长。

姥姥曾嘱咐我过马路的技巧。我找准要跟的人,仔细听她的脚步。她起步时我轻轻握住她的衣角,跟着她朝前走。估计快到马路中间时,我换到了人群另一侧,生怕被落在了马路中央。

到了地安门商场门口,我刚刚站稳,就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姥姥来了。我鼻子一酸,差点儿哭出声来。

那天起,姥姥再也没牵过我的手。她总说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能陪我。不仅如此,我还常常替她跑腿到胡同对面的小卖部买东西。想着别人家的小孩都是被大人牵着、抱着,我内心交织着怨恨和酸楚。

二、

到了上学的年龄,普通学校不收我,姥姥就开始自己在家教我,握着我的手学写字。我的模仿能力很强,很快就能学会。

我决定画姥姥给我养的小黄猫。猫毛茸茸的,还喜欢叫,有时候我还会听见它打喷嚏和吸鼻涕的声音。我拿着蜡笔在纸上画啊画,画我心中的那只小黄猫。画完去问别人像不像,他们常常反问我:“这像什么?”我说:“像猫呀。”后来,大家都知道我在画猫,都会说“简直太像猫了”。

这种善意的谎言给了一个盲孩子难以估量的信心。十四岁那年,我画的猫画被送到日本,获得了两地残疾儿童绘画二等奖。

后来,我在广播里听说北京有盲人学校,地址在定慧寺,离家很远。我让姥姥带我去报名,她却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只好赌气自己去找,看不见车牌,经常坐错车、坐过站。第三天下午找到了,但盲校已经开学一个多月,让我明年再来。

姥姥又出主意,让我找中国残联。有了找盲校的经验,我一天就找到了。连着去了四天,传达室的叔叔帮我介绍了残联主席的秘书杨阿姨。她听了我的故事很感动,当着我的面给盲校写了一封信,推荐我上学。

第二年我如愿上了盲校。我在学校找到了认同,后来还成了中国第一个女盲人钢琴调律师,之后一直在努力推广盲人调律这件事,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在事业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陪姥姥的时间却少得可怜。

三、

2002年初,姥姥被医院查出肺癌晚期,我感到天都要塌了。虽然我知道姥姥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但没想到这么快。我每天在医院陪她,她也知道和我在一起的时日不多,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

她说,从把我抱回家的那天起,她就挖空心思找适合我的本领,想把我培养成一个独立自强的人。求医无望后,她想办法找了两个盲人做朋友,了解他们靠什么生活,然后反过来用这些方法教我。

“咪咪,你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自己去买东西、坐公交、过马路、去公园门口等我,我当时是想锻炼你一个人独自出门的能力,其实我不放心,一直在你身后跟着……我跟了你十八年,当你可以找到每一个钢琴客户家里,去给人家调钢琴的时候,我就放心了。”

病床边,我还没听完眼泪就涌了出来,往事像幻灯片在脑海里播放。后来我明白了,每当我迷失方向的时候,摔倒的时候,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时候,在路上大哭的时候,姥姥为什么总会及时出现。

她一直都跟在我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