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外卖小哥写书(2)

4、

除了赚钱,客人是否尊重他们,是外卖小哥们最在意的。

在采访河北邯郸的小于时,他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为了7.2元的外卖费,我把所有能放下的都放下了。”

那天晚上,他抢到一单,送餐距离两公里,配送费5.2元,外加2元夜间补贴。他按导航到达后,拨打客户电话,客户说地址写错了,让他送到另一个小区。没等他问清楚,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他用导航一查,发现那个小区距此五六公里。赶到以后,他打了两遍电话,客户又说不在那里。他又跑了四五公里,终于送到楼下,单元门锁着,客户却拒绝下楼。他等到一位住户开了门,跟着上楼,把麻辣烫递给那个客户时,忍不住说:“您下次能不能把地址写清楚一点儿,为您这单我跑得太远了。”

小于形容那个客户40多岁,看起来是比较有身份的人。她冷着脸说:“你是不是想要钱?”小于憋屈得不得了,强忍着说了一句:“祝您用餐愉快。”转身下楼时,他对自己说:“我一个送外卖的,今天晚上表现得比你好。”

他还说了一句话:“送了两个月外卖,我把31年没说的‘对不起’都补上了。”

5、

我采访过的外卖小哥里,有两位在城市里买了房,杭州的外卖牛人老曹就是其中之一。

他当过武警。有人问他:“送外卖不丢人吗?”他说:“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有什么丢人的?”那种实现了人生目标的得意和满足,体现得畅快淋漓。

老曹其实不老,三十四五岁,来自河南许昌农村。他做外卖工作,是因为母亲患了宫颈癌,他花了几十万元也没能救下母亲的命,反而欠了30多万元债。他做过生意,开过矿,当过包工头,赚过大钱,也赔过大钱。他送外卖很努力,每天跑到半夜,每月至少赚1.5万元。

2020年,为了把女儿接到杭州读书,他和妻子以每平方米3.5万元的价格,在杭州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二手学区房,交了首付,贷款几十万元。之前,他们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

如今,老曹不但脱贫致富,还在他喜爱的城市定居,让女儿接受和杭州本地人一样的教育。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6、

因为自己是女性,我也很关注女外卖员。

深圳的外卖员刘海燕,以前是在黑龙江养猪的农民,碰到猪瘟,欠了几十万元的外债。为了还钱,她和丈夫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刘海燕所在的站点有两三百个外卖员,只有5个女性,她的业绩排在前十,每月能挣八九千甚至上万元,她丈夫也送外卖,业绩却跑不过她。

还有一位50多岁的女外卖员,最早是开花店的,店里会接到鲜花的外卖订单。她觉得与其让别人送,不如自己送,从送自己的单逐渐到送别人的单。后来花店生意不行了,丈夫出了车祸,儿子中考填错志愿进了私立学校,每学期学费要几万元,她就把兼职变成专职。

每天送外卖时,她都会化妆,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丈夫伤好一点后,也开始送外卖。她40多岁才生孩子,担心儿子读大学时,自己可能都跑不动了。

这些女外卖员和男外卖员一样吃苦耐劳,甚至比男性更坚韧,更善于跟客人打交道。虽然生活很苦,但我很少听到她们抱怨。

7、

有人说,外卖小哥吃的是青春饭,有“钱”途,没前途。可是我通过电话采访宋增光,了解到他做外卖小哥的经历简直是一路“开挂”。

宋增光的老家在东北农村,结婚后到上海送外卖,8个月就当上了站长,3年后成为公司的培训专员,后来接连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上海市劳动模范。

2021年4月27日,宋增光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员。

通过他,我采访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还有妻子的弟弟,他们也在送外卖。宋增光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报了市场营销专业的成人自考,读完大专接着读本科,成了上海新市民,小日子越来越好。他还有了自己的“文化消费”——妻子喜欢看话剧,他陪着看了一场后,也爱上了话剧。

提起外卖界“第一劳模”的称号,他告诉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外卖员群体的荣誉,也是社会对‘外卖骑手’新兴职业的认可。”

8、

2022年2月,我完成了《中国外卖》的书稿,接受我采访的各地外卖员有100多位,我写进书里有名有姓的,有40多位。

有人说,我在为中国外卖小哥立传。我认为,这是向每一个为生活拼尽全力的人致敬。人生总会遇到很多难题,外卖小哥身上最打动我的,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消化各自人生中的苦难,努力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