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郎余韵

“磨剪子嘞—戗—菜刀—”记得很小的时候,每当听到这山歌一般的吆喝声时,我总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未等母亲发话,便抢先拿了案上尚未锈钝的菜刀冲出门去,母亲来不及阻拦,只得喊一声“小心摔着”,不放心地望着我奔去的背影,再转身回去拿磨刀的钱。

在我出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货郎已经不多见了。祖母总爱用缺了牙齿的口唱:“小姐一步一扶墙,扶住墙头喊货郎,货郎货郎你别走,买根针,买团线,买块画布做衣裳。”我抬起脸瞪着圆圆的眼睛问祖母:“小姐为什么要扶着墙?”祖母笑着答:“货郎跑得快呀,小姐追累了就得扶着墙。”然而,在我印象中的货郎是不跑的,一辆老旧的独轮车支着桌面大的货板,镶着活动的玻璃,拿块磨刀石,一盆水,一个小马扎儿,外围乌压压地围一大群人。后来我想,小姐之所以扶着墙,大概是因为裹了脚的缘故吧!

母亲是从不在货郎的摊上买东西的,因为大多的东西附近的小卖部都可以买得到,而个子低矮的我则不喜欢摆在高高柜台上我根本看不到的商品。每当奔到货郎的摊前,我总是先把菜刀丢在一旁,转身踮起脚痴迷地望着货板玻璃下那触手可及的泥哨、香袋、草叶编的金鱼和蚱蜢,还有咚咚作响的拨浪鼓。那时的我执拗地认为,那双树皮一样皴裂的货郎的手从玻璃下拿出的东西,即使沾着剪刀的锈水,也是极其珍贵的。我幻想着吹着泥哨在田野奔跑,把香袋揣在兜里吸引小伙伴们灵敏而好奇的鼻子,拿着栩栩如生的蚱蜢过家家,摇着拨浪鼓和小伙伴们组成一个小乐队。然而,这些小小的愿望,至今也未能实现。

童年时的乡村是寂静的,农闲的时候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就如同投入湖中的石子,总能在村落中激起一圈圈的波纹来,这些人在家乡人的眼里,不是货郎,他们只被称作“溜乡的”,我不曾懂得他们的分别,也许是那吆喝声没有混着拨浪鼓声的货郎调好听吧。但在幼年的我眼里,这些走街串巷的“溜乡人”,同样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与期待。

最喜欢春天的时候,村头一声嘹亮悠扬的“卖—小—鸡儿嘞—”准能把半个村子的男女老幼吸引过去,卖鸡人才放下担子,人们便开始挑选着自己中意的鸡雏。那些扇着小翅,挪着蜡黄色小脚,拥挤着“啾啾”叫着的小鸡,被放在一个个竹编的箩里,一层层叠起,一担可挑一两千只,待到村头的打麦场里,将箩一字排开,任你拿了铺着麦秸的纸箱挑选,五毛钱一只,选完了自己数,把钱交到卖鸡人的手里,便可拿走。那个笑呵呵的卖鸡人从来都不数钱也不数鸡,乡间总有那样一种默契的信任。所以他只是悠闲地坐在干草堆上,不过抽袋烟的工夫,箩就空了。

初夏正值收麦的时节,天气也是十分炎热的,一家老小举着镰刀割麦时,远远一声“冰棍儿哎—”顿时将烈日晒在身上的火热感减了一半,连心里也觉得凉爽了。一只白色木箱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里面铺着厚厚的小棉被,小心翼翼地裹着冒寒气的红豆冰。一家人放下镰刀坐在田垄上,吃着,说着,笑着,夏季的炎热就被抛之脑后了。

秋冬天气,小麦下了种,便至农闲。有时会有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村里人便知是炸爆米花的小贩来了,纷纷用瓢装上二斤洗好的玉米粒,带上些白糖,远远地等着。那时我捂着耳朵远远望着,弄不明白那黑色的小转炉里装了那么少的玉米,为何会在“轰”的一声中,窜出那么大一堆的爆米花,这似乎就是童话中神奇的魔法吧!在那热闹的气氛里,年味也变得浓了许多。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货郎、溜乡人渐渐都消失不见了,村里人开始变得忙碌,摩托车、汽车的聒噪声代替了幽静清晨里歌一般的吆喝声。小卖部变成了超市,商品琳琅满目并且触手可及,孩子们更喜欢在家打电子游戏而不是与伙伴们蹦跳。喧闹声没有少,寂静也没有少,只是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

前几日在村头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骑着老式黑色大自行车,后座左侧绑了个木盆架,右侧绑了个折叠藤椅,车把上系着黑色皮包,我便有了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小时候,就是在这张藤椅上,母亲按着我,任由老理发师的剪刀将我的头发理成男孩子模样,那时我还用孩子天真的怨恨仇视过他,甚至在他骑车经过时伙同小伙伴们拿石子砸他的车子。

不知为什么,如今早已年迈的他为何还会再出门做这无人问津的生意,我作了许多假设,最后不禁觉得,或许他只是为了重拾旧时的记忆而已,而在转完整个村庄之后,他最终又带着原封未动的器具默默离开了。

货郎,这个渲染了几代人记忆的名词,终于成了一道罕见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