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你还不能理解我这个题目的含义，那就请让我从魏巍的散文《我的老师》谈起。在《我的老师》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
魏巍的小学时代应该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时的中国教育还带着许多旧式教育的特点，很多时候，“鞭”的作用远大于“教”的功能。但是，这位女老师用起来也只是做做样子。你轻轻地敲，我缓缓地迎，一场教育惩戒化作了师生之间潜移默化的交流。原因无他，“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所谓的教育惩戒不过是一种饱含爱意的吓唬，这算得上是最有形式感的提醒吧。
也许是女性的温柔冲淡了惩戒的严厉，这位女老师才会对面前顽皮的孩子下不了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鲁迅笔下那位启蒙老师的表现吧。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对自己的老师有一段这样的描述：“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有戒尺，可罚跪，但是“不常用”。是这帮少年郎恭谨自律，使得先生用不上这些“惩戒用具”吗？显然不是，即便是少年鲁迅，也是下了课就不想回来，长时间沉湎于“捉苍蝇喂蚂蚁”的游戏中；上了课，老师在讲台上入神地读书，他却钻在桌肚里干着画画卖钱的营生。但是这位老先生就是“不常用”戒尺和罚跪的规则。看来，不管是魏巍的老师，还是鲁迅的先生，“惩戒”对他们来说都是教育中的“非常规武器”。
威廉·詹姆士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肯定。”教育家卢燕也说过类似的话：“好孩子是夸出来的。”青少年都处于人生的成长期，他们更需要的乃是对他们尚稚拙的行为的肯定和赞美，从而让他们增长信心，乐观前行。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吓大的，不是骂大的，更不是打大的。
自然，我绝非在此否定教育惩戒的意义，我只是认为惩戒不能作为一种教育中的“常规武器”来运用，它只是教育中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万不得已时的无奈之举，甚至只是“做做样子”，为了让那些有过失的学生“长长记性”。
如果能够晓之以理，就不必动用惩戒措施；一旦采用惩戒措施，就要让它产生最好的效应。在今天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教育的手段也应是丰富多彩的。如果除了惩戒之外别无他法，以不变之惩戒应对万变之局面，我们的教育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们的学生也会对教育惩戒失去应有的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