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粉条(2)

晒粉条光有太阳不行,还得有风,那样粉条才干得快。粉条干了我们也不直接叫干了,叫“上岸”。晒的时候风还不能太大,不然会把绳子晃悠断。

中午我们吃过饭,检查粉条晒到几成干。突然,绳子“啪”的一声断了,一排粉条都跌落到地上,那一声脆响,像一记耳光甩到脸上。我气得眼泪直流:“怎么就这么多挫折和磨难呢?不是说天会照应穷人的吗?就是这么照应的吗?”

母亲顾不上怨天尤人,赶紧指挥我们重新拉好绳子,又把粉条抬起来挂上去。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一个叫“坚韧”的词。

到了傍晚,粉条终于可以“上岸”了。父母忙着往回背,我和弟弟蹲在地上拾掉在地上的碎粉条。

晚上,母亲将蛇皮口袋重新缝制,改成更大的包,再把粉条一把把地装进去。

进入腊月,大家都在办年货,正是卖粉条的好时机。原本父母要挑到街上去卖,半夜里父亲肚子疼,忍不住呻吟起来,我在药瓶里找了一片止痛片,让父亲服下。第二天,天蒙蒙亮,母亲就喊我起床,一起上街卖粉条。我和母亲把粉条抬上架子车,母亲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

到了街上,母亲一个劲儿地往前拉。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停下,母亲说:“从南头来的都是挑柴卖草的,挣钱不容易,怎么舍得将钱花在吃的上?我们到街北头去卖,北头有厂矿,住在那里的人是拿工资的,他们才有钱买东西。”

我们在街北头停下来,找了一块空地,把粉条摆上,此时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过了一会儿,街上的人慢慢多起来。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问:“这粉条怎么卖?”母亲答:“一块五一斤。”那男人折断一根粉条在嘴里咬一下,继续问:“一块三,卖不卖?要卖我全买了。”母亲摇摇头说:“我这是纯红薯粉条,少于一块五不卖。”那男人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整条街没有卖一块五的,你自己留着过年吧。”母亲对我说:“他们是粉条贩子,我们把粉条费力弄到街上来,不能卖得太便宜了。”

等了半晌午,来了一位穿着体面的阿姨,母亲招呼道:“大姐,要粉条不?纯红薯粉做的。”阿姨问:“怎么卖的?”母亲说:“一块五一斤。”阿姨说:“别人的卖一块四。”母亲说:“一块四不行,最少一块四毛五。”阿姨转身走了。又来几个问的人,都是因为价格没有买。之后我们又等了半天,再也没有人来问,我在心里甚至有点儿埋怨母亲:干吗不卖便宜点儿,这要是卖不了,我们还得往回拉。

天阴沉沉的,我们站在北风口上,我的手脚已经冻得失去知觉,只能时不时地搓手跺脚。我们早饭也没吃,又冷又饿。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向卖包子的地方看去。母亲从兜里掏出五角钱让我去买包子。我跑去买了两个包子,递给母亲一个,我用双手焐住包子,想暖和一下手。母亲趁我不注意,悄悄地把包子装进口袋。我知道,她是想带回去给弟弟吃。我把我的包子掰一半儿分给母亲。母亲推托说她不饿,我硬塞到母亲手里。

母亲说,你在这儿看着,我去人多的地方看看有没有空摊位。

母亲走后,来了一位大哥,他问:“小姑娘,这粉条怎么卖的?”我说:“一块五一斤。”他又问:“一块四卖不卖?”我刚想开口叫他再加一点儿,一想起病了的父亲,就问:“你要多少?”那位大哥说:“来五六斤。”我捆好粉条,挂上秤钩,提起秤,秤杆忽高忽低,不是多就是少,我一会儿加几根,一会儿减几根,紧张得直冒汗。

大哥刚走,又来了两位顾客,这个要六斤,那个要八斤。眨眼间,人呼啦一下子围上来,这个要三斤,那个要五斤。我手忙脚乱地称秤,笨拙地算账,正焦头烂额时,一旁卖猫的大娘过来帮我,才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不大一会儿粉条就卖完了,我把卖剩下的半斤碎粉条送给卖猫的大娘,又一再感谢。

母亲回来时,我已收拾停当。回到家,父亲已经起床了,说他这是老毛病,不当紧。

晚上,母亲数着钱,高兴地说:“今天卖了两百多元,我们还有两场粉,照这样算,今年的年货置办完,剩下的还够给你们姐弟交学费。”

此后,离开家乡多年,我最想念的家乡菜仍是自家漏的粉条。每当想起粉条,我就想起父亲母亲的不容易,仿佛又看到他们制作粉条时忙碌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