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题者丘成桐

数学家丘成桐一直在尝试攻克一道难题。

如果从2022年4月20日,清华大学宣布他受聘全职任教于清华园,同时从哈佛大学退休算起,这道题他已“全职”做了1年。

如果从他离开美国,偕夫人安家清华园算起,这道题他已专心致志地研究了3年。

如果从1979年,他首次回国做学术访问,开始在心底求解这一道题算起,他为此已工作了40余年。

这道题是,如何在中国培养出世界顶尖的数学家。

今年74岁的丘成桐,是一位兼具雄心与耐心的卓越解题者,目光一向聚焦于重要、意义深远又难解的大问题。做数学家时如此,做教育家时同样如此。

传世

丘成桐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位于静斋二楼的走廊尽头。

这座得名于《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的古朴小楼,就在因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而广为人知的荷塘东边。

办公室的门总是敞开的,访客进进出出,入眼的是堆满桌子的书籍、材料。桌子一角放着血压计,地上还有一组哑铃。可以想象,丘成桐每天在这间屋子里度过多少时光。

和人们印象中一些数学家的“害羞而避世”不同,作为华人数学界的领军人物、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近年来,丘成桐花了大量时间与公众沟通。

他写科普书,出版自传,办讲座,组织和参加与数学相关的活动。他接受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采访,不厌其烦又直言不讳地回答被问了一遍又一遍的问题,多数涉及人才培养与数学教育。

“我想将中国的数学搞好,这需要打破很多现有规则。我不表达出来,就没法把我的想法传递出去。”丘成桐说,他从不为采访提前准备发言材料,“我就直接讲我的看法,有时我讲得太直接,但我讲的都是真实的话。”

“很多数学家比较害羞,不太爱讲话。”丘成桐说,“但我14岁时父亲去世,要谋生,要去外面找事做,要去闯天下。我晓得我要自立,必须靠自己完成许多事情,还轮不到我害羞。”

丘成桐的父亲丘镇英是哲学教授,小时候,丘成桐跟随他阅读中国文史典籍,练毛笔字,旁听他与学生交流。“听父亲讲那些影响后世的古希腊哲学家的故事,我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出传世的学问。”

“我在数学上或有异于同侪的看法,大致上可溯源于父亲的教导。”丘成桐表示,“父亲去世后,我想人生在世,终需要做一些不朽的事吧。”

相较之下,他认为物质上的东西——吃穿用住都不怎么紧要,对他也没什么吸引力,他所追求的是比物质珍贵得多,难得得多的东西。比如,在历史上亲手刻下指向永恒的深痕。

如果要在数学家丘成桐和教育家丘成桐身上,找到最重要的共同点,那大概是这一点:他要缔造“传世”之业。这意味着,必须甘冒风险,百折不挠,挑战真正重要的难题,去啃那些“硬骨头”。

父亲的早逝是丘成桐一生的转折点。彼时本就清贫的家庭更是陷入窘境,有亲戚劝丘成桐的母亲让子女退学去养鸭子,被母亲坚决拒绝。

丘成桐加倍努力地读书,同时,靠做家教贴补家用,但他丝毫没动摇过成为大数学家的念头。“我常常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怀疑自己、对自己没信心。就我而言,我从没问过自己行不行,从中学起,我觉得只要是我想做的事,就能做成。”

他读能找到的所有数学书,做书中的所有习题,找各种感兴趣的问题尝试解答,为去另一所大学听一小时课,花两小时坐火车、乘船、转公交车……勤奋的态度和对数学的热情从未改变。后来他去了美国,还是会控制吃饭的时间,会从早到晚泡在图书馆,会驱车3小时去听一场学术讲座。

尽管被视为“天才中的天才”,丘成桐本人却并不认同天才之说。“我做东西很慢,”丘成桐说,“我从没觉得自己是天才。媒体有时会夸大数学家一些奇怪的方面,很多所谓的天才,最后并没做出了不起的成绩。”

他认为数学家要做出成果,天赋只占成功要素的三成左右,更要紧的是持之以恒的努力、耐心和对数学的兴趣。

愿景

1979年,丘成桐应中国科学院时任副院长华罗庚的邀请,回国进行交流访问。到了北京,走出机舱,他俯下身去触摸地上的泥土。后来,丘成桐回忆:“我不是一个性情中人,时时都会收摄心神,那次竟会有如此的举动,连自己也感到惊讶。”这一年,他30岁。

丘成桐在自传中写道,首次回国之旅后,“我对一个人能发挥什么作用一筹莫展。但我还是希望能竭力相助,哪怕是一丝一毫都好。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众志成城,也许有一天能有所成就,扭转乾坤”。

从此,他把推动中国数学的发展、提升中国在科学领域的声望视为自己科研之外的事业与使命。作为中国数学教育的观察者、批评者和建设者,他同中国的数学事业一道,走上一条漫漫长路。

1979年后,丘成桐每年都要回国待几个月。最初,他感觉自己能尽上一把力的就是利用休假时间多回国交流讲学,没过几年,他开始招收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希望帮助一些出色的人才获得进入世界顶尖学府做研究的机会,一如自己当年。

在与中国学生的多年接触中,丘成桐发现一个严重问题。“我问清华、北大的学生,你对数学的哪个方面最感兴趣?结果他们讲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高考题目,或者奥数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