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

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着名作家索尔仁尼琴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但不得不承认,直到今天,很多时候,“真话”仍是我们社会的一种稀缺资源,而谎言则屡屡成为一些人的通行证。一个假话谎话盛行的社会是可怕的,也更凸显“讲真话”与“听真话”的良知和价值。

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诤言直谏,敢于为唐太宗纠错。唐太宗褒奖他:“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对于裴矩前后的不同变化,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说道:“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古人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我们平日里大多提倡人们要讲真话,但讲真话、敢诤言的寥寥无几。毕竟,真话、诤言多为逆耳之言,并不那么中听,也会令人反感不快,弄僵关系不说,甚至还会引来无妄之灾和杀身之祸,谁又愿意用切身利益去给自己惹麻烦添乱子呢?于是信奉“祸从口出”的生存哲学,说察言观色的讨好话、报喜藏忧的称心话、虚情假意的违心话、溜须拍马的奉承话,也就成为不少人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了。

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说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手中。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人们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因为,讲真话,哪怕是讲错话,天塌不下来。当然,听真话不仅需要虚怀若谷的胸襟,也需要创设一个平等对话的氛围和条件,否则就容易存在交流障碍和隔阂。

蔡元培德高望重,在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很受众人的尊敬。但蔡元培平易近人,平时从不摆架子,也乐于听师生们的真心话。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和学生交流中突然发问:“一加一等于几?”在座学生一时不知就里,感觉凭蔡校长的学识,这个问题肯定不会那么简单,皆不敢贸然回答。过了一会儿有个学生小声说:“等于二呗。”蔡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嘛。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连真理也不敢说了,真理就是真理。”

学生们面对蔡校长的简单问题不敢贸然应答,哪怕是知道真实的答案也不敢说,是因为怕说错话丢面子,这当然更囿于蔡元培的权威身份。也从另一面提示我们,自己如果有权威身份、权力地位、荣誉光环,这可能是让人有所顾忌、保留的心理负担,也是让人讲真话需要打破的思想枷锁。

一个愿听真话的人,如果遇到一直不愿对自己掏心窝讲真话的人,是无法与之交往的,只能敬而远之。而如果你是领导的话,必然知道“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可贵,也不可一味放低身段,听之任之,对缄口保身之辈也需做一区隔,这方面不妨学学晏婴的做法。

《说苑》记载,高缭曾在齐相晏婴手下做家臣,三年后晏婴却把他赶走了。身边的人劝阻说,“高缭侍奉先生并无过错,您不仅没给他爵位,还要辞退他,这难道是道义允许的吗?”晏婴说,“我是一个卑微而水平不高的人。通过礼、义、廉、耻才能匡正自己。现在高缭他跟随了我三年,却从来没有对我说什么真话纠正过我的过失,这就是我辞退他的原因。”?

古人云:“善真为德。”讲真话,折射出一个人的正直品质,是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正气的体现。听真话,同样是一种可贵品格,有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胸怀,就拥抱了真理,拥有了力量。列宁说过,“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从这个意义而言,讲真话,听真话,营造一个求真务实的环境和氛围,是我们强国兴邦的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