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一直保留着300元的积蓄作为“应急钱”，并公开告诉鲁迅和他的友人，假如两个人关系破裂，这笔钱可以暂时维持她的生计，直到她重新找到工作。微薄的300元，成了许广平维系独立人格的唯一法门。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并未因新文化运动而减色。林徽因面对务实、能力强，又待她极好的梁思成，亦不免有家务缠身、才华无从发挥的怨叹。
五四时期，许多女性虽事业有成，却终其一生难以破除婚恋困局。曹佩声为一极端例子。她16岁嫁给父母安排的丈夫，在留美兄长的资助下，18岁时继续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夫家决定立妾后，曹佩声毅然离开了这段婚姻。不久后，她与胡适相恋，当时胡适已与江冬秀成婚6年，育有3名子女。胡适离婚不成，两个人苦恋3年，无望的恋情最终被搁置。
曹佩声作为中国首位女性农学教授，在棉花、马铃薯研究和遗传学上都有不凡建树。然而，与胡适的苦恋，萦绕她的一生。她填下一阕阕词，不断缅怀当年的热恋。死后，就葬在自己家乡通向胡适家乡的必经之路上。
孔慧怡认为，曹佩声的境遇正表现了新旧文化的争持，新女性与爱恋的对象，往往把持不住生命的罗盘，眼光虽投向新世界，脚下却被旧传统营造的现实绊住。
曹佩声出生于1902年，就在那一年，清政府下旨宣告“反缠足”“兴女学”。政府条文是一回事，社会运作方式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鸿沟。
禁令的实际效果很差，缠足风尚一直到民国初年仍然大盛，曹佩声亦未曾幸免。她1915年离开家乡，跟随已婚的哥哥曹诚克一家到武昌。曹诚克让家庭教师为妹妹授课，没有把她送进新学堂，由此也可见，“兴女学”的口号尽管喊了10多年，成效依然有限。
许广平生于广州，母亲是澳门人，外祖父是华侨，可母亲家极重视“三寸金莲”，因此逼着许广平缠足。反倒是父亲不同意，然而理由是，许广平自小定了娃娃亲，将来是要嫁到乡下人家的，小脚会是她婚后生活的障碍。
父亲家的长辈不许家族中的女孩念书，认为会折了男孩的志气。许广平的母亲曾和兄弟们一起念书，她提出异议，为女儿争取到进私塾的机会。
许广平的父母在女儿缠足、读书问题上看法矛盾，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即使生活在与外界接触甚多的广州和澳门，国民对“新”与“旧”的衡量仍旧参差不齐，没有固定的标准，观点多受个人经历影响。
在此种背景下，“新女性”这个称谓也拥有多层次的内涵。江冬秀不曾上过新派学堂，也没有自己的职业，但她婚后学会了用白话文写信，尝试过写自传，20年的北京生活使她蜕变，她拥有自己的观点和社交圈，还为梁宗岱的发妻争取权益，出庭担任他们离婚官司的证人。
相对于“跳出框框”的江冬秀，看似新潮的陆小曼实际上却是“掉进罅缝”的那一个。她的身上，反映出当时社会另一种普遍存在的新女性形象——闲在家中，装束时髦，日常生活由购物、票戏、打牌、跳舞构成。早年，她进出交际场所，是大家艳羡的对象，徐志摩让她离开了原本的生活轨道，新的社交圈子使她不得不面对另一种新女性标准的审视。陆小曼像个迷路的人，掉落进文化夹缝。
在新文化名人的原配中，当属张幼仪出走得最远。只身受困英国，成为张幼仪命运的转折点。投奔身在欧洲的兄弟后，她重拾婚前读师范学校的理想，在德国念了3年多的书，这对她回中国后的道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后来，便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担任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蜚声沪上。
然而，事业有成后的张幼仪，对于自己少受新式教育这点，依然感到自卑，无法释怀。晚年的她对侄孙女张邦梅追述往事，说：“在中国，女人不算什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书中最后出场的是林徽因。作为许多人心目中五四新女性的佼佼者，林徽因在事业与婚恋上达成了难得的平衡。
一名网友为《五四婚姻》写下评论：“留待最后的林徽因实在别有深意，这种力量感既有家庭（父亲）的有意栽培，个人的敏感睿智，也离不开梁思成内在稳定的‘自在’——也是几段关系中仅有的平等、自主，尽管如此，也难逃抚育和家庭琐务的烦累，更不用说时代大浪的次次锤击。”而作者也早已言明转身之难：要年轻、要有家底、要有支持女性的父兄——张幼仪的幸运，是个人的卓然，也实在是命运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