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言难尽是故园(3)

十六岁时的暑假,队里送“公粮”,要我也参与。队里认为我代表全家,还是吃“白饭”的,我需要与其他人一样,一次要挑140 斤。十多里的山路,跨沟越坎,箩筐里的稻谷要是撒了、泼掉了,差多少就从我家的口粮中扣多少。我肩上挑的不仅是“公粮”,也是我家的口粮呀,一粒都不能少。

十六岁挑140 斤,肩膀磨肿、流血,我咬牙坚持,只要不撒不泼,不少一粒稻谷,我就是真正的男人!能顶天立地,保住了家里的口粮。送“公粮”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连七天,我一直坚持着。

我还真想不明白,那时候父亲为了让生产队给一家老小一点儿照顾,一点儿关心,多次想方设法给队里弄一些化肥指标,那时化肥是紧俏物资。

父亲还给队里弄了一台价格相当便宜的柴油机,用于村民碾米。所有这些,被鄙视、被忽视的境况没有丝毫改变。记得有一年,家里拖欠了口粮款,这是家里唯一一次拖欠。队里硬是把我家的十几块松木楼板撬了作抵,家里唯一值钱的一把祖传铜壶也被收走了。

中学毕业后,有好心人举荐我做民办教师,队里的人态度高度一致:他们家有一人吃国家饭,儿子当老师又吃轻松饭,绝对不行。

直至我参军入伍,总算远离了那些人。

这就是我在乡村对环境中的人的最直观的感受,真是一言难尽。我曾写过长篇散文 《“半边户”子女心灵史》,《中国散文家》刊发了此文。文中我直陈胸臆,叙述了那段时间我与全家所受的歧视、屈辱与不平。

我真的不止一次想过:背对故乡。背对,不是背叛,更不是背离。是转过身去,不受任何既有文本和道德定义的随心随性随情的真实抒写。既然有这么一段经历,任何抒写都应该将内心的块垒一吐为快。如果面对立于自己面前的故乡,都不能从实道来,那么我们所有的抒写会是真实的吗?!

母亲迁至县城居住后,我每次请她回村里走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怕回去,我怕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在那块称为故乡的土地上,还经历了多少我所不知道的不公与痛楚。有一件事是我亲眼所见,当时村里的晒场冬天晒红薯条时,谁先到谁先铺上晒帘就稳稳的可以晒一天。后来者对别人家的不敢乱动,却把我家的晒帘掀至一边,所有红薯条泼撒一地,那可是我们家的口粮呀。别家的不敢动,我家是“半边户”,掀你家的没商量,不含糊。这类欺负弱小,不被放在眼里的事太多。

我每次都耐心说服母亲,我说,不管有多少屈辱,多少后怕,还是要去,那里毕竟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生活了十几年的一块土地。母亲去了,还给她在村里的好姐妹带去了牛奶与大包小包的食品。见了那些曾经无端欺辱我家的乡邻,母亲还会笑脸相迎,热情问候,也是在那一刻,我体味到了母亲那种遭遇风雨之后的平静与安然。虽然她心中似有不甘。

我回老家的次数要多一些。每次回去,虽然没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忐忑与惶恐,但还是有“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怀念与思恋。

离开故乡的时间长了,斗转星移,时移事迁,我与那些对我、对我家人不公的乡邻,与那段时光达成了一种和解。我理解了他们在那个贫困当道的特殊年代的不易与狭隘,他们藏于内心的无名之火,只能撒向直立于眼前的“半边户”。

回去之后,我给他们递烟,陪他们喝酒饮茶,他们都已进入暮年,他们会跟我说一串埋在心里的内疚。虚幻之间,可恨变成了怜惜。他们的家人要在省城看病,后代有特殊专长,想请专家点拨,他们有人在外打工要不回工钱,我会尽我所能,不遗余力帮他们办妥。

背朝故乡倏然转身,再去面对故乡,是感叹,是感怀,是五味杂陈,是酣畅淋漓的说东道西、说三道四之后的局促与不安,是说完真话之后坦然面对裁决与指摘的轻松。故乡骂我、咒我、责怪我,我都笑颜相对,不再背对。

身后的那根 “脐带”,是难以割断的。

“离人无语月无声,明月有光人有情。”

这,就是我千言难尽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