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的通讯录

订在一起的一叠纸,便是姥爷的通讯录。我勉强能看出封面上白色的痕迹,是龙飞凤舞的“通讯录”三个字。

通讯录里是密密麻麻的蓝色圆珠笔的笔迹,每一笔都是一座经年的桥,连着遥遥相望的两个人。

每到春节,姥爷就会从茶几下的抽屉里翻找出通讯录,然后戴上老花镜,僵直的手指捋过一排排数字。当手指游移着抵达目的地时,他便会扯着嗓门,把姥姥喊出来。姥爷慢腾腾地按好号码,再把手机递给姥姥。

姥姥总是会嗔怪地瞧姥爷一眼,然后拨通号码,打开免提。姥爷便抱着小抱枕,倚在姥姥的胳膊旁,伸长脖子,瞪大双眼,竭力听清那端传来的动静,努力地在脑海中拼凑出对方早已模糊的面容。我坐在他身边,总能瞧见那早已浑浊的眼球里面透出的不符合年纪的天真。

电话挂断后,姥姥递还手机。姥爷总会僵住一会儿,像是还没从自己的小世界里走出来。少顷,他接过手机,缓缓直起身,抱着小抱枕缩回他的领地——沙发的另一端。他会紧紧抓着看着像儿童玩具一样的手机,像是有些紧张,又有些期盼,扯着嗓门问姥姥:“那个谁,还在不?”

如果那人健在,姥姥则会点点头,然后大嗓门地复述交流内容。姥爷认真地聆听远方的消息,眼里是藏不住的欣喜;如果那人已经离世,姥姥则会摸摸姥爷的手。两张苍老的、干枯的皮肤在彼此的摩擦中传递着一丝微弱的暖意,似安抚,似慨叹。

姥爷又会失神,盯着眼前的通讯录。再过一会儿,他便从柜子底部勾出一支黑色的笔,颤颤巍巍画去那一行,像是判官在画掉生死簿上的人名。一年一度,姥爷就好像只是为了查对纸上的那些人是否尚在人间。

雁过留声。姥爷执着地在通讯录里为那人办了一场小小的葬礼。

年事已高,姥爷能联系的人,就像枯藤老树上的叶子,寒风一卷,七零八落,离了树,归了尘。

我是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的,看着他们从健朗挺拔,到卷曲、干枯,和所有的老人一样,像一片将要归根的叶子。我惧怕这些变化,但我以为他们总是淡然的。直到有一天。

那天,姥爷从短暂的睡梦中醒来,说是梦见了他的孩提时代。他说,他很想念远在老家早已辞世的姑姑,想听听姑姑后代的声音。于是,姥爷翻出通讯录,照例推出他的专属发言人来打电话。

电话接通,另一端却是陌生人,熟悉的乡音带来陌生的音讯。

“换号了。”姥姥凑到姥爷耳边,大声地喊道。三个字而已,却意味着这一辈本就微弱的一丝联系就此断了,以后再无牵连。

姥爷看着姥姥,眨眨眼,半晌没有动作。我以为姥爷没有听清,正要大声重复一遍。可姥爷鼻尖一红,突然流下泪来,像个迷路的孩子一样呜咽着。

姥姥匆忙地递纸巾,姥爷没有接,只是用手试图抹掉断了线的泪珠。那双手长满老年斑,脆薄的皮肤贴在青红色的血管上,浸润泪水也没有让它变得鲜活。

看着眼前垂暮的老人,没有人出声询问他哭泣的原因。我们都知道这个单薄的老人因何脆弱。

魂牵梦萦的故乡,没了故人,便彻底沦为他乡。

在姥爷的泪光中,我手足无措。我恍然发觉,原来他也在惧怕衰老,惧怕孤单,惧怕蓦然回首后的物是人非,惧怕那些故人如水消失在水中的无痕。

半晌,姥爷哑着声音说:“我想去趟北毅。”北毅是姥爷的姑姑所在的地方,是姥爷出走半生的故乡。那日,大姨、二姨都在。大姨哄着姥爷说行,却也没继续说下去。二姨说清了现实:“失去了联系方式,如何找得到人呢?”姥姥默不作声。姥爷抹着眼泪,听不见儿女的声音,只是自顾自地安排着日期、路线。

“就五一去吧,开车去。”姥爷如是说,他想看看那里是否依旧长街阔道,是否还有汹涌的人潮。

老人的思念燎原,却没有人将他溢于言表的迫切和期盼放在心上。中年人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做,除了生死,再无要事。我只是无力地倚在窗边的阴影里,看见不知名的几只鸟飞向遥远的青山,消失在视野之内的天边。

姥爷只哭了这么一场,或许是因为梦境,或许是因为那日的阴晴触动了他绷紧的脆弱神经。姥姥还是和以前一样,看看新闻,翻翻经书。而姥爷更加静默,像一座孤老的荒丘,立于时光的潮头。

急景凋年。惯例依旧,只是可供问候的远方越来越少,通讯录上划去的名字越来越多。

鞭炮声里,姥爷的世界寂静无声。沙发的角落光影交错,他抱着小抱枕,弓着背,仿佛缩成一团。

茶几上放着那本脏兮兮的通讯录,安放着他所有求而不得的久别重逢。